第04:文艺副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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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02月14日 星期五 出版 上一期  下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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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孟广臣老师
  周诠

  今年元宵节,是孟老师去世三周年的日子。早上六点钟,我跟昭旭兄联系,想到周四沟他父亲的坟前,给孟老师送上一束鲜花。可惜,他既没接电话,也没回信息,就像前一天晚上那样。我知道,新冠病毒肆虐,各村严密防疫,这个时候进村多有不便。

  三个小时后,昭旭兄的微信来了,大意是:家父有灵,定感欣慰;心里珍藏着那份情感,挺好,不必拘泥于形式;非常时期,各自珍重。

  我无话可说,可心里总有一件事没做成的遗憾。

  晚上,望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,我走到街上,向东北方向鞠了三个躬。在我心里,我把一束花、一包烟放在了孟老师墓前,告诉他一些我想告诉他的话。

  我想告诉孟老师,他去世后的三年,作为学生,我一直在写作,去年还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。我想告诉他,好多延庆作家和作者都在写东西,妫川文学后继有人。我想告诉他,妫川文学基金成立了,评出了第一届妫川文学奖,给三位作家出了三本书,今年还要出三本书……

  走在街上,我百感交集,孟老师质朴而慈祥的面庞浮现在眼前。

  我认识孟老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文化馆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,台上坐着从北京城里请来的大作家(刘绍棠、林斤澜或浩然,具体记不清了),也坐着孟老师。孟老师当时是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辅导员。那时候,我在县城读高中,在新华书店看过他的《王来运经商记》。我认识孟老师,孟老师不认识我,我也不敢过去跟他搭话。孟老师认识我,是在七八年之后。1993年夏天,我在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发表小小说,孟老师看到了,非常高兴,在不久后的一次相逢中肯定我、鼓励我,并告诉我,他在我的家乡——花盆公社教过书。得到孟老师的鼓励,我自然高兴,写作的步伐悄然加快。1998年,我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《酒胆英雄》,孟老师更是欣喜不已,亲自打电话给我,向我表示祝贺,并给予较高的评价。2000年,乔雨先生主持出版《妫川文学作品精选集》,孟老师在座谈会上说:延庆有个写小说的,笔名叫北狼,大有前途;他能写出《我的妻子刘德华》那样的小说,我写不出来。孟老师如此评价我,我暗自窃喜,感觉很爽,可也感到惶恐。会后,孟老师找到我,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,我当时说:您不写这类东西,如果写,您肯定写得更好。我说的是真心话,因为在我心里,孟老师是一位大作家,他无所不能。

  当然,我非常认同延庆文学界对孟老师的一贯评价——他是延庆文学的一面旗帜。

  2002年秋天,我从县旅游局调到县委宣传部,因为工作上的原因,文学写作被暂时搁置起来,不要说写,读小说都是奢侈。期间,偶尔见到孟老师,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,我苦笑着说:在写新闻。他叮嘱我时,嘴角挂着淡淡的忧虑。2007年2月,我调到延庆报社工作,被摁下的写作暂停键重新开启。我多次找孟老师约稿,找他聊天,跟他谈文学,孟老师也给予我颇多鼓励和帮助。依稀记得,他跟我说过,《北京文学》原社长章德宁老师曾对他说,延庆诗人谢久忠天分好,有才华,后来不写了,真是可惜。他勉励我要写下去,就算工作再忙,就算当了官,也不要丢下手中的笔。

  在报社工作的九年,我始终记得孟老师的话,坚持读书、写作。报社工作虽然忙碌,但是有规律,更纯粹些,期间我写了五个中篇小说,《编辑部的事故》和《竞聘》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的时候,孟老师欣喜不已,在电话中和谋面时两次向我祝贺。那种祝贺,源自灵魂深处,不是蜻蜓点水的,也不是可有可无的,而且没有任何功利意味。

  孟老师在鼓励晚辈的同时,自己也笔耕不辍,在七十五岁到八十五岁之间,竟也写出许多小说、诗歌、杂文,并结集出版。每出版一本书,孟老师都认真地签上名,送给我一本。有时候忘记签名,我就提醒他,他一边签名,一边微笑着说:我这个字,怪难看的。

  那些年,孟老师在许多场合都说,现在,延庆文学有“二强”(指我和郭强),可以说后继有人了。我曾提醒他,尽量不要这么说,这么说容易打消其他人的积极性,他就在他的评价前加个定语——“写小说的”,以表示他的接受和谨慎。

  那些年,我参加过孟老师的作品研讨会,跟孟老师去三河拜访过浩然先生,也跟孟老师和连禾老师接待过刘恒主席。

  那些年,孟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说,延庆应该成立作家协会,为此,他多次找文联主席,不厌其烦地说这件事,甚至给宣传部部长写信,呼吁成立作家协会。

  时间的脚步跨入2016年。年初,我调到区文联工作,实现了多年的梦想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,孟老师听到我调到文联的消息后给我打电话时欣喜而激动的声音。是啊,二十六岁的愿望,四十六岁实现了,孟老师从心底里为我高兴。我想去的单位不只文联,还有文化馆,只是阴差阳错,二十年内总也没成。

  2016年夏天,在多方支持下,延庆区作家协会成立,我有幸被选为主席。孟老师被聘为名誉主席。那天,孟老师的笑容无比灿烂,他的脸上绽放着由衷的幸福,那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文学灵魂的至美时刻。

  丁酉年春节前夕,我和郭强、张义等人代表作协拜访、看望延庆老作家,才知道孟老师患感冒正在医院治疗。那次看望是在区医院病房里进行的。当时的宣传部领导也参加了探望。病房里,孟老师躺在床上输液,看上去清癯消瘦,略带疲惫,但是看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,迅速从病床上坐起来,跟我们说话。他的语速是我们熟悉的慢,但是依然表达清晰,饱含真诚。怕耽误孟老师休息,我们没有过多在病房里停留,只待了一刻钟的时间,就跟孟老师告别了。

  这一别,竟是永别!

  本来,我想节后再去看望孟老师,但是没等付诸行动,元宵节一早,就接到孟昭旭兄的电话,得知了孟老师辞世的噩耗。原来,头天夜里,孟老师心肺衰竭,溘然长逝。当时,我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,感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,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。我心里像压着一块铁,我带着这铁,穿过广兴街看花会的人群,奔向元宵节花会指挥部(宣传部领导在那里),然后去孟老师家,然后跟作协同仁们会合,商量写生平等送别事宜。

  正月十六上午,寒风凛冽,孟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期举行。我介绍生平时几度呜咽,难以自持,场面更加肃然。

  那之后的两周里,我心情沉重,郁郁寡欢,多次拒绝亲友间的聚会,即便参加了某次聚会,也没有喝酒。平日里我喜欢喝酒,但是那些天,我喝不下去。

  我甚至无法写下一些缅怀的文章。

  ……

  一眨眼,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。

  回忆孟老师,想起他对后辈的赤诚鼓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,想起他为人的热情和质朴,许多情形历历在目,仿佛如昨。

  回到家里,我总是无法集中精力读书,也无法按时入眠,脑子里总出现孟老师那句叮嘱的话:

  就是再忙,也别停下手中的笔!

  (文章由区文联推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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